李骆公的艺术，在于他的创新精神。他的书法与篆刻，追求民族传统，又有时代精神的探索。
　　
　　1946年，我从延安到哈尔滨，戴着军帽，打着绑腿，风尘仆仆，完全是一个老兵的样子；而李骆公则刚从日本回国不久，西装革履，风度翩翩，正是一个青年洋画家。“我叫黑沙骆”，他当时的笔名也很洋，但他却热情坦率，一见如故。我们常作艺术上的漫谈，很广泛，有时也很深入。谈到近代画家的时候，他很兴奋，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册毕加索的大画册送给我。在那个时候，真是雪里送炭。他的艺术见解与创作态度，他为人的热情与慷慨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　　
　　他热爱民族传统，但竭力主张大胆创新；他热爱东西方现代艺术大师，从毕加索、马蒂斯、佛拉芒克到梅原龙三郎、林武，到我国的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，以及刘海粟、关良等等；他又竭力主张民族化、时代化。
　　
　　那时，他的油画是画在中国的绢上，用极薄的稀油，画水墨画那样透明效果的油画，努力于油画民族化的试探，我很欣赏。在我哈尔滨的画室中，就挂了一幅李骆公的油画《哈尔滨之春》。
　　
　　后来，看到他在日本学画时的作品。他两次参加日本独立美展的照片，洋化得很地道，风格近似佛拉芒克。其时，他正师事野口弥太郎、猪熊弦一郎及里见胜藏。相比之下，他画的《哈尔滨之春》，风格就开始中国化了。
　　
　　解放前夕，李骆公应聘到了天津河北女子师院（解放后改为河北师范学院）任教授，解放初期又担任了美术系主任。他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，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从未消极。他以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精神，日以继夜，废寝忘食，埋头苦干。他后来改用刻刀和石头来抒发豪情。他刻印用的石头是论担挑的！
　　
　　有一次他从天津到北京来，我看到他带的一册日本精印的八大山人画册。其时他正在研究八大；又对甲骨文与古籀，以及秦汉印、古玺、散氏盘、毛公鼎等下功夫，探索着书法与篆刻的创新。按一般规律谈学问的人，可能看不惯他的作品，似乎他不讲究师承，但他是热爱传统而又有世界眼光的艺术家。他对“神”和“形”都很重视，而更侧重“神”。从他创作的结构造型中可以看到高度凝练的手法。他的篆刻十分严谨而又新颖；他的书法，则讲究“骨法用笔”和墨色变化。他的艺术中装饰、变形、夸张的特色富有音乐的旋律与节奏。
　　
　　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，他改名骆公为笔名，就是颂扬与学习骆驼那种坚韧不拔、任重道远的奋斗精神。
　　
　　熟悉李骆公的人，都知道他的乐观主义精神。他总是兴高采烈，精力充沛，笑声朗朗。“我就是主张艺术要讲形式美，艺术不讲究形式，还有什么艺术？形式美并不是形式主义嘛！”他拿起桌子上的一块石头说：“我刻一方印或者一组印，必须先画许多稿子，把我的感情全放进去，等到我的稿子能够充分表达我的感情了，我才根据画的大小去选石头。这叫做量体裁衣，以脚穿鞋—这就是我的创作方法！”
　　
　　现在，李骆公把书法与篆刻作为他艺术的主要手段了。他说：“我的一个图章，就是我的一个精神世界，它能反映我强烈的感情与艺术观……”李可染说他的篆刻是“尖端艺术”，因为在极小的一方石头上，通过刀锋刻画出疏密、虚实、方圆、粗细等等线条的变化与对比，升华到美的境界，创造出丰富的艺术语言，的的确确是非同寻常的。
　　
　　李骆公的艺术，是今天百花园中的一株新花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它都会引起你的惊异与深思。
　　
　　艺术贵在创造，艺术探索贵在创造的精神。“师造化”，究其含义就是学习造化中的无限新奇之处。骆公是非常富有创造性的，比如说，秦堤石刻就是他的一种创造，寓创造于天然，由流水冲刷而成的种种奇形怪状的秦堤之石；又比如说，草篆，既师古人，又能独创一格，即创造出与古人大为不同的新风格。艺术的不朽性就在于它有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骆公艺术即源于我国绘画和书法的传统。艺术家必须富有时代气息，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人们有所发明和创造。骆公艺术从各个方面看来都在追求开辟新道路，他在绘画、篆刻和书法等各方面都体现了造化的多样性。
　　
　　李骆公这样探索，有他的历史背景及他个人特有的条件，是百花园中的一枝花。我希望一些中青年艺术学徒不要从形式上抄袭和模仿他，而应走自己的路。
　　
　　祝愿李骆公在他的艺术探索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为我们的时代贡献更大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