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，人们谈到中国画家的时候，总喜欢说南某某北某某。如果现在我们将黄宾虹先生与齐白石先生相提并论为“南黄北齐”，看做近代中国画家中有代表性的南北两位艺术大师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　　
　　黄工山水，齐工花鸟，两人生于一个时代，都享有高寿，却以不同的艺术题材、不同的艺术方法，在艺术造诣上，达到同等的高峰。今后对这两位大师如能做比较研究，是件有意义的但也是艰巨的工作。现在，对于齐白石先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，而对于黄宾虹先生的研究，可以说还没有开始。
　　
　　在他们的笔墨上，我以为齐是以“简”胜，黄是以“繁”胜。
　　
　　齐白石先生的笔墨，简到无可再简，从一个蝌蚪、一只小鸡到满纸残荷、一片桃林，都是以极简练的笔墨，表现了极丰富的内容。
　　
　　黄宾虹先生的笔墨，繁到不能再繁，尤其到晚年的时候，越是画兴高、画意浓，画到得意处，越是横涂纵抹。近看似乎一团漆黑，退几步看看，真是玲珑剔透，气象万千，在极繁复的画面上，使人感到处处见笔，笔笔有情，单纯而统一。
　　
　　所以与朋友们闲谈时，常用自己的话说：在表现方法上，黄用的是“加法”，一加再加，加到不可再加为止；在黄先生的画上，是一笔也不能再加的了。齐用的是“减法”，一减再减，减到不能再减为止；在齐先生的画上，是一笔也无法再减的了。
　　
　　齐白石先生的“减”，是对丰富的生活与自然，经过长期与深刻的观察，然后加以艺术的提炼和加工。齐先生的艺术提炼过程，在画面上丝毫不露痕迹，使人们只看到他的艺术结果，他艺术上的单纯，以及惊人的夸张手法，富于说服力，使人们肯定，艺术原本就是如此。
　　
　　黄宾虹先生正相反，在他的创作中，将艺术探求的全部过程，都通过笔墨，在画面上一一留下痕迹。因为他心胸中的丘壑，层次井然，脉络分明，所以不管他如何涂抹，总是繁而不浑，杂而不乱，坚实而不呆滞，在他重重叠叠，厚、密、重、满的画面上，洋溢着清新活泼的蓬勃生气。
　　
　　“简”是难的，要达到像齐白石先生那样简练的笔墨，需要深湛的艺术修养，经过艰苦的、长期的艺术实践。但“繁”却也很不易，像黄宾虹先生的“繁”，将创作过程全部坦露出来，更无可藏拙，无法虚饰。
　　
　　在创作态度上，齐白石先生是最重视“创造”的，时常谈到“我家法”，“我家笔墨”，“逢人耻听说荆关”。黄宾虹先生是最重视“师承”的，甚至在作品题记上都强调，一笔一墨必须有所师承。但他对从前上海滩上一些公式化、概念化的中国画，则深恶痛绝，曾尖锐地讽刺说：“他们画树的办法，是刻好的各类‘梅花点’‘个字点’的橡皮图章，一个个打上去的。”
　　
　　其实，齐先生是最善于继承优良传统的，在他中年时期，曾师法过朱耷、金冬心、吴昌硕诸先辈，都十分深入，但并不沉溺其中。一旦深入，立即跳将出来，所以人们说，齐先生是“几进”、“几出”。齐白石先生所说的“创造”，是真正理解“师承”真谛的创造。
　　
　　黄先生十分推崇明遗民画家，尤其深受着石的厚重而沉郁风格的感染。但是黄先生的画，却完全是用的自己语言，有着自己的风貌，虽然他口口声声讲“师承”，也重视临摹，却真正是师了“古人之心”，不是师“古人之迹”的。他的艺术自传统出发，开辟了自己的道路，于水墨山水有所发展。黄宾虹先生所说的“师承”，是创造性的师承。
　　
　　对于两位先生，更加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们都十分热爱生活。齐先生为百鸟传神，为万虫写照，因此他的艺术充满生机，这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了。黄先生生活于以“师古人”为主要艺术潮流的清末；难能可贵的是十分注意“师造化”，曾遍游中国名山大川，打下千百张草稿，使自然的山水，深印于心胸。所以黄先生的画，是抒写自己心胸中之丘壑。笔墨上的“加”，是有所可加而加，非加不可而加，加一层笔墨，多一分生机，笔墨加到淋漓尽致处，山水就磅礴逼人，离纸而活脱！
　　
　　齐白石先生与黄宾虹先生，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，通过作品，最出色地回答了什么叫“创造”与“师承”。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时代，身体力行的艺术革新家，推陈出新的先驱者，既反对无所师承的盲目创造，更反对一味模仿、食古不化的师承。对如何向传统学习，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，做出了光辉的典范。